今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及“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在特殊时期里，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全国两会备受瞩目。如何解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亮点？受疫情影响的民生保障如何纾困托底？大湾区金融又将迎来哪些机遇？近日，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广发控股（香港）行政总裁沈明高博士接受南方日报专访，就宏观经济政策及两会最新动向进行解读。
谈两会
高质量发展更关注民生质量指标
南方日报：今年两会与往年有诸多不同。其中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对疫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对此，如何看待？
沈明高：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短期表现为增速放慢。今年的两会，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长短周期的叠加。长周期是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短周期是受疫情和全球经济放慢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即使没有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阵痛可能减轻，但挑战相同。
中央不设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首先是因为疫情和全球增长不确定性很大。其次，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本身就不应太在意增长速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在于今年GDP增速的一两个百分点之得失，重在关注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脱贫等影响民生质量的指标。
不设GDP增长目标，并不是放手让经济增长自由波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个政策框架，归结为“短期兜底、长期改开（长期改革开放）”八个字。
“短期兜底，长期改革开放”，这个政策组合是必须的。兜底政策如鼓励投资、消费，短期内要发消费券、减税、给补贴。
南方日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在你看来，如何在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保就业”？
沈明高：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同时总理说，“中国有9亿劳动力，没有就业那就只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这体现了总理对民生问题的清醒判断和充分重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处于较低阶段，社会保障力度仍有提高空间，失业率升得太高，对社会的压力非常大。保就业的办法很多，可以通过保企业、保增长、保民生的方法来保就业，如提供最低补贴、提高社会保障、医保福利，还可以开放更多的市场机会等，如允许街头摆摊提供营生机会。
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稳住民营企业，就稳住了就业。然而，经济越差，支持民营企业的难度就越大。因此，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往往是反周期的政策。
财政政策是反周期政策的首选，包括大幅度减税、降费，增加对一些民营企业的贴息和其他补贴。同时，要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多融资渠道。如创业板改革，可以开放一部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此外，还要降低中小企业的制度成本，包括社保、医保改革，劳动制度的改革等，剥离本应该由社会承担的职能和成本。通过对内开放，使更多劳动力密集的民营企业参与国内循环，或者帮助出口主导的民营企业转向内需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通过增加银行贷款去支持应倒闭的企业来保就业，是得不偿失的。
谈内需
补消费就是补生产
南方日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怎么看待消费对拉动经济的重要性？
沈明高：这次疫情再次告诉我们，不是GDP上去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就有保障。更为重要的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消费约束的时代，补消费就是补生产。在高速增长时期，内需增量主要来自投资，高质量发展时期，消费应该成为新内需，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将改变中国。早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指出，要“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我国经济的优势是“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这两个判断，抓住了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牛鼻子”，关键是怎么激发潜能、怎么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因此，政策重心应从关注生产转向生产与消费平衡发展。在全球经济和出口增长放慢的大背景下，制约经济修复性反弹的很可能不是生产能力而是消费能力。
南方日报：那应该如何释放内需潜力，达到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推动消费稳定增长等目的？
沈明高：疫情过后，面临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全球“谁来消费”。对于中国，还有“为谁生产”“为谁投资”的问题。以前我们生产、美国消费，中美互补性很强。现在全球经济进入“平庸”增长时代，即增长缺乏动力。全球需求不足和需求结构的改变是一大挑战。
以前GDP主要是靠投资和生产，以出口消化产能，而不是国内消费。现在可能要在生产投资和消费之间、外需与内需之间，取得比较恰当的平衡。鼓励消费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鼓励投资，过去“大水漫灌”是把钱给企业，但这次应该以消费券等收入补贴形式，把一部分钱给老百姓，加大对老百姓的支援力度。
实际上，通过必要的改革和创新，将中国从出口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中国的消费占比有可能向制造业占比靠拢，为制造业升级打开空间。
谈金融
避免零利率和财政赤字货币化
南方日报：近日，围绕财政赤字货币化，国内政策研究者、学术界与市场人士展开了一场非常深刻的大讨论。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沈明高：当下中国应避免实行“零利率”及“财政赤字货币化”，如果走“零利率”政策，就说明中国已经跟发达国家一样，资产回报的水平已经非常低了，缺乏新的投资机会。
“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一个重要前提：已经实施了“零利率”政策但经济仍然乏力，即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但对中国而言，“财政赤字货币化”还有一道保障，就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大量的净资产。2018年国资委公布的国有资产数据，净资产大概为100万亿人民币，跟我们的GDP差不多。中国公共债务的空间还很大，还有庞大国有资产的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应有的选择。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带来三个问题：首先，在预算软约束之下，货币化口子一开就很难控制。其次，在软约束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最后结果，就是恶性通胀。最后，在其他国家没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情况下，我国“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导致本币大幅度贬值。所以我不赞成“财政赤字货币化”。
南方日报：近日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从五个方面提出26条具体措施。你如何解读其中对于大湾区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
沈明高：更高水平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一定是以金融资源的双向流动和跨境配置为前提的，是双向开放的。《意见》明确提出让市场决定在多元化金融中介渠道中的资金流向和流量，“南向通”、跨境理财通、跨境资金池等更是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关键制度安排。
首先，对内开放使境内金融机构在境内就可以充分利用境内和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在本土就可以完成。其次，制造业和投资者在境内就可以实现资源和资产的全球配置。再次，在双向开放的市场中，中资券商可以充分发挥平台化、机构化和产品化的卖方优势，依托本土布局全球。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地区，对要素市场化和金融现代化的要求也最为迫切，其核心是跨境需求。从大湾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跨境投资、利用境外资源、跨境处置和配置资产等三大需求最为迫切。《意见》对三方面的业务都有涉及，包括面向企业客户的资本项目便利化改革、银行跨境贷款业务、跨境资产转让业务，以及面向个人客户的理财通等。
可以预见，随着《意见》的落实，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新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业态将涌现出来，大湾区有条件率先实现金融现代化。
南方日报记者黎华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