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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学，人们常可看到一位长相清癯、发白如雪，穿着一件唐装上衣的古稀长者徜徉在校园中。他神态萧疏，眼光闲远，走起路步履快疾而坚定，举止冲和而不失威仪，身上隐约透露着几分民国文人的气息。而接触过他的人，则往往会想起《论语·子张》所记子夏之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位让人景仰也让人敬畏的先生，便是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教授——陈永正。
在当代广东文化学术界，陈先生是一位不多见的“奇人”。他集才情与学问于一身，融古典和时尚于一炉，在传统素养与现代学术两方面均有深厚造诣，文苑学林并称翘楚，被誉为第一流的诗人、书家与学者。2007年9月，在广东省的一个大型评选活动中，先生荣膺“当代岭南文化名人”称号。
虽然人望极崇，但是心态素淡的陈先生对人们戴给他的桂冠却不太认同。他曾说：“说我是第一流的诗人，当之无愧；第二流的书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至于学者，只能算是三流。”[1]当然，这只是先生的自谦之辞。先生的旧友、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现任主席、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桂光教授便说先生“首先是学者、诗人，（然后）才是一位书法家”。[2]而中华诗教学会会长、中山大学中文系张海鸥教授亦认为“陈永正的学问，人罕能及；他的书法，世所珍贵；他的诗词，享誉海内外，俗人难解而雅人深敬之”。[3]二张之说，异曲而同工。其实，人们大不必计较陈先生到底是第几流的诗人、书家与学者，他的生活趣味、文化品位与学术追求分明告诉人们：他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君子”。
陈先生在诗歌创作方面可谓天纵聪明。他从小就诗情洋溢，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又因屡得名家点拨，故大器早成。先生为诗本乎性情，宛曲成咏，格调意韵不让古人。其作或伤时感事，或托物寄情，或怀古论今，无不引亢长歌，直抒胸臆，透露着不与时俯仰的卓然气质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品格。对先生的诗歌创作成就，诗界早有令评，有论者这样称赞：“风韵飘潇，才情掩映，拟之现代侪辈之作，沚斋诗词得不谓绝代风华遗世独立者乎？”[4]又有论者说他“诗似梅花”。[5]先生之作早年即被编入《岭南五家诗词抄》，与冈州莫仲予、中山刘逸生、惠阳徐续、番禺张建白并称“五家”。前些年有一位号“咏馨楼主”的沪上学人（冯永军）发表《当代诗坛点将录》一文，按《水浒》一百零八将之序品藻诗坛人物，把先生点为“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他又编了一个《当代词坛点将录》，把先生点为“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这虽属戏论，却多少反映出先生诗词创作上的超群拔萃。对先生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其门人丁正曾有《先生本色是诗人》（《岭南文史》2003年第3期）一文进行过介绍，更有张海鸥教授发表了《试论沚斋诗词》（《中国诗歌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2008年12月）与《论陈永正的旧体诗词》（《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两文作深入总结。想领略先生诗词风采的读者，可找《沚斋诗词钞》 （花城出版社1993年11月）、《诗情如水》 （广州出版社1993年）和《沚斋词》（广州出版社2011年3月）、《沚斋诗》（华宝斋2012年6月）等一读。
陈先生之书名比诗名来得稍晚，他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冷不丁”地成为著名书家的。虽然自幼习帖、研究书艺有年，但是写书法对先生而言一向只是一种怡情养性的方式，当书家并非其本意。他曾向人坦言：“书法是我的爱好，也是文人一定要具备的修养，但从来不是我主攻的方向。诗词才是我一生的至爱，我的‘宗教’。青年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上‘书法家’。”因此他在成名后尝戏谑地说自己“百无聊赖以书鸣”。虽然起步较晚，但先生自涉足书坛便异军突起、声扬四方，最后竟一发不可收拾，成了岭南书界的“总舵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广东书法院院长，后又出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如今先生的手泽已遍布岭内外的山川城阙、名胜古迹。所以有此局面，是因为先生的书法是学问与才情陶铸的结晶。这种书法以“古雅清刚”为特色，结体左高右低，笔力宏健，体势奇险，外朴内秀，貌拙实巧，碑意中蕴含着帖情，既不失传统法度，又有个人面目。先生早年从《九成宫》与《圣教序》入手学欧、王，后又习东坡之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由帖入碑，开始研习汉魏南北朝的碑刻，如“二爨”《嵩高灵庙》《杨淮表记》《瘗鹤铭》之类。“文化大革命”后又摹写金鼎文、甲骨文，学书秦篆、汉篆，从金文《散氏盘》《毛公鼎》，秦篆《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峄山刻石》，汉篆《开母庙》，以及《楚帛书》《侯马盟书》等古代作品中参悟书法的要领，于是结体愈来愈沉着稳重，笔法愈来愈苍劲老辣。先生认为，书法“特征”是可以刻意制作出来的，但书法“风格”是需要长期的学问积累、文化修养、技能训练与个人体悟才能形成的。张桂光教授认为：“（先生）用笔讲究含蓄内敛，藏锋内拓，巧拙兼施，动静契合，秀美刚健而无媚姿俗态，处处流露出典雅的风采和个人的笔墨情趣。”[6]现在，先生出版有多种书法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安徽美术出版社《当代书法大家作品研究》系列中的《陈永正·古雅清刚》（2012年7月）。
关于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先了解其为学之路。先生字止水，号沚斋，1941年12月出生于广州的一位商人家庭（祖籍茂名）。其家从祖辈开始与文化结缘。他的祖父是一位收藏家，遍藏古籍、书画、陶瓷、杂项；父亲则是一位喜爱交游的文士，诗书琴棋无不雅好，一生虽未以学术为业，却精通古代历史与诗古文辞。先生幼承庭训，三岁便开始识字。不到五岁即入读广州会文学塾，从乡贤梁葆均学，成为南粤最后一批入私塾的学童。先生天性聪敏，记忆力超群，阅读速度奇快，一目十行，故书籍“消化量”很大。在少年时代，他不仅《四书》《五经》已“粗诵数过”，而且史、子、集部许多要籍亦均已寓目，因此积累日富。弱冠前后，他曾在“分春馆”向词学大家朱庸斋问学，又在岭南帖学名家李天马指导下练书法，并与粤中名流佟绍弼、陈寂、莫仲予、刘逸生、李小竹、李曲斋等交游。先生高中时代的老师是史学大师陈垣的幼子陈约。1958年先生考上广州师范学院（后并入华南师范学院），陈约亦同时受聘为该院的教师，因此先生得以长期从学于陈约。正是出自陈约建议，先生开始对四部目录学的钻硏，这是一个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甚有裨益的学习过程。1962年先生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广州市第三十六中学当语文教师。1978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在古文字学巨擘容庚、商承祚等的指导下研究古文字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被留在本系古文字教研室工作。1983年应所长王季思教授之邀，调到本校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工作，任岭南文献研究室主任。2001年被中山大学研究生院遴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天生的聪颖素质、勤奋的钻研精神与良好的教育背景，造就了先生的博学与通识。广东前辈学者莫仲予曾说他是“多才积学之士，穷年著书等身，于诸子百家史志之文，博观慎取，旁及道藏内典，穷极学问，其学殖之深且遂可知矣”。[7]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学冯达文教授曾这样对笔者说：“就古典文献方面的修养而言，中大数陈永正第一，尤其文学文献。”历史系姜伯勤教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的副召集人，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也对先生推崇备至，曾诚恳地向笔者感叹：“我们哪里能与陈永正相比？他是有‘童子功’的。”
因为是古文字学研究生出身，所以陈先生在其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早期主要在此领域发力。他曾在《古文字研究》杂志上发表《释复》（1980年第2期）、《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联结词》（1987年第15期）、《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语气词》（1992年第19期）、 《上古汉语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春秋载书》 （2000年第21期）等论文，每一篇学术分量都很重。他的治学范围，又从古文字学辐射到书学，曾于1994年8月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岭南书法史》。作为一部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区域书法通史，此书以时代为序，系统论述了岭南从秦汉以至当代的书法发展脉络，介绍了历代的标志性书家，说明了岭南书法的特色和地位。1998-2003年，先生曾主编大型书学杂志——《书艺》四卷（岭南美术出版社）。先生还在不同的书刊发表有《中国书学史上的雅俗论》（载《岭南书论——近五十年广东书法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书坛反传统与文化转型》（《粤海风》1998年第3期）、《商承祚先生在书法和书论上的成就》（《古文字研究》2002年第24期）、《康有为书学渊源与康门书家》（《岭南书论——近五十年广东书法论文集》）、 《广东书法述略》（《中国书法》2004年第5期）等书学方面的论文。此外，先生还主编有 《中国方术大辞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并作为主要撰稿人与分科主编参加了 《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的编撰。
由于在青少年时代受过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的系统训练，加上个人兴趣所在，陈先生后来把自己学术研究的力量更多地投注到了古典文献学（尤其岭南古典文献）与诗学（尤其岭南诗歌硏究）。在这两个领域，先生的著述更加宏富，成就亦更为卓著。在古典文献学与诗学研究领域，先生的代表作为2017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注要义》。这是一部以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体式相结合，探讨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的原则要求的专著，集中反映了先生的学术以“散手”见长而不喜打“套路”的特色。全书包括“要义”“简史”“评论”“体式”“指瑕”诸篇，涉及诗歌注释方面的众多问题。众所周知，诗注属学术基础建设工作的一种，实际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其操作过程涉及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学问，只有从作者经历、社会背景、创作意图、语言风格、训诂字词、用典出处、前人注释、版本考订等多方面去综合解读作品，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古诗的涵义、体悟诗歌的意境，先生便是从这些方面来阐发他所认为的“要义”的。该书的许多独得之见，不仅能指导学者掌握正确的诗注方法，对古典诗歌的创作也有启发意义。陈永正先生能写出《诗注要义》这样一部在学界独一无二的著作来，是与他的诗注实践分不开的。他曾在被归纳到《诗注要义》诸原则的指导下，注释了一系列古代诗词作品，包括：《江西派诗选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黄庭坚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李商隐诗选译》（巴蜀书社，1991年10月）、《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11月），以及于1980年至1987年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的《李商隐诗选》《黄庭坚诗选》《韩愈诗选》《元好问诗选》《高启诗选》《黄仲则诗选》《晏殊晏几道词选》《欧阳修秦观词选》《王国维词注》等九种诗词注释本。先生还发表有《〈乐章集〉校注辨误》（《学术研究》，1999年第7期）、《东坡词笺注补正》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等诗词学论文。在岭南文献与文学研究领域，先生最重要的著述是《岭南文学史》（主编）与《岭南诗歌研究》。前者于1993年9月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迄今第一部记述岭南文学发展过程的区域性文学通史，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从事岭南文学乃至岭南文化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后者于2008年2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作者数十年间从事岭南诗歌研究的理论结晶，内容包括域外入粤文人对岭南诗坛的影响研究、岭南诗派研究、岭南诗社与诗坛的活动研究、岭南诗人群体与诗人世家研究、岭南的诗歌教育研究、岭南的诗学词学理论研究等。而《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岭南历代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岭南历代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 《康有为、梁启超散文选》（合作）（香港三联书店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8月）、《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国朝诗人征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陈恭尹诗笺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以及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陈献章诗编年笺注》等著作，也是先生在此领域耕耘的收获。此外，陈永正先生还发表有《黄庭坚的诗法》（《九江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 《江西诗派略论》（《王季思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 《岭南诗派略论》（《岭南文史》，1999年第3期）、《韩愈诗对岭南诗派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粤词概述》 （《学术研究 》，1987年第2期）、《试论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风》（《岭南文史》，1988年第4期）、《曾习经和近代诗坛》（《文史知识》，1997年第9期）等论文。
要归纳先生在岭南文献与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不能不谈其主编的鸿篇巨制——《全粤诗》。
相对于华夏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与经济、文化向来发达的江南，岭南曾是位置偏僻、人文不昌的蛮荒之域，在诗歌创作方面乏善可陈。不过进入中古以后，随着岭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与岭南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唐代曲江张九龄的出现，可谓粤诗立帜的信号。自此之后岭南诗家迭出，创作渐兴。岭南诗坛的振拔，在造就了众多诗人的同时，也导致大量诗作的产生。但它们除少部分被收入到别集之中而得以保存之外，许多都未付剞劂，不仅不利传播，而且有散佚的危险。为使它们流于不坠，历代均有贤人雅士自觉担负起保护本地文学遗产的责任，对它们勉力采辑，并纂为总集出版。像明张邦翼的《岭南文献》，清梁善长的《广东诗粹》、陈兰芝的《岭南风雅》、刘彬华的《岭南群雅》、温汝能的《粤东诗海》、凌扬藻的 《国朝岭海诗钞》，民国何藻翔的《岭南诗存》、邬庆时和屈向邦的《广东诗汇》、黄文宽的《岭南小雅集》等都是著名者。除具总汇性质的集子外，岭南还出版了一些诗歌选集，包括郡邑之选、家族之选、师友之选、闺阁之选、方外之选与诸家合刻等。这些总选集的出版，对保存岭南的诗歌文化遗产起了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岭南诗家的创作实绩，改变了外界对广东的不正确认识，提振了本土士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但是，由于编纂能力与采辑条件的限制，这些集子篇幅都不大，所收诗作数量有限。就连规模最大的《粤东诗海》也只有106卷，入集诗家不过1055人、收诗数千首，远谈不上已囊括历代岭南诗人创作的大部，更不说全部。
有鉴于此，陈先生在世纪之交提出一个大胆的学术策划——以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的研究力量为骨干，在前人的基础上，编纂一部超大规模的诗歌总集——《全粤诗》，把迄今存世的古近代粤人诗作悉数汇入集中，而不论时代、体裁、题材、内容与载体。这一策划获得有关方面的认可，课题被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确认为重点规划项目，位列“七全一海”（《全元文》《全宋文》《全宋诗》《全明戏曲》《全明文》《全明诗》《全粤诗》与 《清文海》等八部大型总集的合称）。
《全粤诗》是岭南有史最大规模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在编的大型区域诗歌总集，堪称广东省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该书中所收诗作，在地域上覆盖今广东、海南、香港、澳门全境及广西的部分地区，与旧称的“粤东”大致相当；在时间上则自秦开始，至清末结束，并酌收部分民国大家的作品。课题于1998年立项，而于2001年正式展开。编纂工作先从别集入手，整理完成所有的集内诗之后，再从各种总集、省府州县志、山志寺志书院志、家乘族谱、金石碑刻及书法绘画中搜辑；同时采集无集作者的诗作或有集作者的集外诗。原则上“竭泽而渔”，所知必采，所见必录。在先生的带领主持下，中山大学的编纂团队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全粤诗》的编纂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汉代至明代各卷已编纂完成。该部分共有804卷，收入诗家2500余人、收录诗作6万多首，共分26册出版，篇幅约为1500万字。至2018年，已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24册，最后两册将在2019年完成出版工作。另外还有附录《粤诗人汇传》4册，亦已出版。清代部分的编纂工作已被整合到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岭南诗歌文献整理与诗派研究”之中，正在先生的后继者的组织下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整个《全粤诗》的编纂工作将在2020年完成，全书的篇幅将超过5000万字，收入诗作20多万首，是一部超百册的弘篇巨制。
《全粤诗》的编纂工作，是在数据搜集十分不易的的情况下进行的。作为一部时间总括古近代、地域覆盖全粤东的超大规模的总集，《全粤诗》要求内容必须齐全精准；但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做到诗家一个不漏、诗作一首不缺，那是十分困难的。即使是有名气的大家，其别集也可能存在稀见版本；而没有名气的小家，其别集又常常不为人所知晓；至于那些没有别集的诗人，其作品只能在各种零散材料中逐首搜集。而要根据编出的工作目录来采集复制文本，也是一项备尝艰辛的工作。《全粤诗》使用了众多的古文献数据，其中有一部分需要到外地采集。而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图书馆并不允许复制其所藏版本，有的图书馆规定复制篇幅不能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有的图书馆则规定天气潮湿时不提供借阅。这些种种限制，都给数据的采集与作品的编纂造成很大困难。还有一些诗歌文献资料收藏在香港、台湾与日本等地区与国家，要获得亦是煞费心机的事情。另外，诗的点校整理，看似容易，其实不易。诗作中的古风、诗序，句读难度与一般文言并无二致；而由于诗歌具有句子浓缩与意义跳跃的特点，要辨识其中的某些印刷不清的文字，有时比文还困难。一句诗，如果不能读懂其意思，往往就看不出其原本有的错字。虽然困难很多，但是在陈先生的带领下，其团队成员还是不屈不挠，以种种办法解决了现实的困难，而先生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了“领头”与“核心”的作用。故目前已编成的《全粤诗》可称得上作品齐全，内容宏富，版本适合，校雠精审。如新会陈献章诗，是以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何九畴刻《白沙子全集》为底本，但参校了明弘治九年（1496）吴廷举刻《白沙先生诗近稿》、明万历元年（1573）何子明刻《白沙先生全集》、明万历九年何上新刻《白沙子全集》九卷本、清顺治十二年（1655）黄之正刻本，其中《白沙先生诗近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为罕见版本。此外整理者还从《陈献章诗文补遗》《岭南五朝诗选》《广东诗粹》《石斋八月稿》《香山主人遗草》等总别集，《颂斋书画小记》《广东书画征献录》《广东历代书法图录》《中国书画图目》《书法图史》《鹤山诗词四百首》诸书及明嘉靖《广东通志》等13种方志中辑出不少集外诗，所收诗作比向称齐全的孙通海点校本《陈献章集》多了56首。又如揭阳翁万达诗，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道光约心轩版《思德堂诗集》为底本，诗作比通行的翁氏《稽愆诗》多115题。在《全粤诗》中，有不少诗作是通过特殊渠道采集而得的。如收入卷三百九十三的番禺何其伟诗，录自明天启（1621-1627）版《鷇音集》，书现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是连《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都未收录的海内孤本。收入卷四百八十三的区大伦诗，是以中山图书馆特藏部所藏清初善本《区罗阳集》为底本整理的。收入卷二百五十四的兴宁张天赋诗，是以兴宁市图书馆藏明嘉靖（1522-1566）孤本《叶冈诗集》为底本整理的。收入卷五百六十九的东莞王猷诗原无刻本，是以在其族内流传的抄本《壮其遗集》为底本整理的。收入卷七十一的东莞陈琏的诗作，是以香港学海书楼藏清康熙六十年 （1721）万卷堂陈氏后人重刊的《琴轩集》为底本整理的。
先生所以下决心主编这样一部需要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并耗费很长的时间才可能完成的“巨无霸”工程，系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编纂《全粤诗》，全面系统汇编整理粤诗作品，是发掘、抢救与保护岭南文化遗产的要求。粤籍诗人创作的为数众多的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是研究诗人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往来交游、创作活动与文学成就等的珍贵资料；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可为研究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哲学、民生、宗教、风俗等提供丰富的材料。然而，由于水火虫蠹与兵燹政禁等原因，许多作品已散佚；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还会有更多作品损毁。只有采取措施把它们汇编在一起，才能实现对它们的有效保护，使其流传久远。
其次，编纂《全粤诗》，全面系统汇编整理粤诗作品，是广大读者的阅读要求。古近代粤籍诗人的创作一方面数量众多，一方面又存放分散，要系统收集极为不易。一些公私收藏的珍稀集子，一般读者很难有机会接触。编纂一部超大规模的粤诗总集，便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而现代图书馆的收藏规模、检索手段与利用条件，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再次，编纂《全粤诗》，全面系统汇编整理粤诗作品，是摸查岭南文学家底、展示粤诗成果的要求。粤诗在唐代就已竖其帜，自元末明初至清末民初曾有过长达六七百年的创作繁荣期，然而现在的人们为视野所限，对上述历史多无清楚概念，并不了解前贤的创作情况，编纂一部《全粤诗》，便能使历代粤诗人的创作获得全面展示。
最后，编纂《全粤诗》，全面系统汇编整理粤诗作品，是岭南文化硏究的需要。岭南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育起来的。它一方面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母体文化的一般品格；另一方面它又受到本地区的自然、社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征，而粤诗具有很显明的地方烙印，包含着很丰富的地方文化内容。汇编《全粤诗》，无疑有助于推动岭南文化硏究的深入。
《全粤诗》的编纂工作，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广州电视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及南方网等媒体都曾多次对其进行报道，人们对其价值与意义给予高度肯定。在一次硏讨会上，广东省文联主席刘斯奋说，自己深知编纂《全粤诗》困难之大之多，正唯其如此，所以对陈永正先生及其参与此项工程的专家、学者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在这个充满竞争、充满机遇也充满欲望的时代，一个研究团队，大家都能齐心协力，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成一件事情，完成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能传之后世的项目，确实不容易。既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心态，又要有相应的学术水平，两者缺一不可。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梁庆寅教授说：“30册，1500万字，这些数字既是枯燥的，也是可以说话的。它们可以说明很多东西。我们有一批很好的学者，他们甘于寂寞，不计名利报酬，潜心于学，才做出了这么可喜可敬的成绩。成果说明他们花了很深的功夫，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的学问。什么是精品力作？我看 《全粤诗》就是精品力作！”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导张荣芳教授兴奋地说：“《全粤诗》封面上印着‘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分量很重。《全粤诗》是广东文化学术界的标志性成果。在中山大学能产生这样的成果，很值得我们骄傲。”著名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导黄天骥教授则表示，陈永正先生主编的 《全粤诗》的出版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像从前中大所编纂的《全元戏曲》一样，是可以拿国家的标准、广东省的标准、中山大学的标准来衡量的著作，是能藏之名山、传之久远的著作。他风趣地说：“岭南地区由于开发较晚的缘故，常被人误认为是‘文教不昌’的‘文化沙漠’。如果说真是‘沙漠’，那么我可以说《全粤诗》就是从‘沙漠’中开采出来的‘石油’。”
本文作者：杨权（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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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丁正：《先生本色是诗人》，《岭南文史》2003年第3期。
[2]张桂光：《评陈永正先生书法》，《书法》2002年第12期。
[3]张海鸥：《论陈永正的旧体诗词》，《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4]孔凡章语。见《沚斋诗词抄》附录，花城出版社1993年11月。
[5]徐续语。见《沚斋诗词抄》附录，花城出版社1993年11月。
[6]张桂光：《评陈永正先生书法》，《书法》2002年第12期。
[7]莫仲予：见《沚斋诗词钞序》，花城出版社199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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