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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方的学制，有国学（太学）与乡学（小学）。书院是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形式。最初由唐代的书斋逐步演变而来，兴盛于宋明时期，尤其在明代理学讲学潮流的推动下，书院的数量和讲学活动达到鼎盛，书院亦从最初的个人治学、读书之所，逐渐演变成收徒讲学、学术传播与学术交流之所。书院具有官方和民间两种性质，不仅能够接纳民间学子，而且在思想学术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且讲学者多为知名学者，或“聘荐绅宿儒、学问淹贯者为之师”。[1]至清代，书院已成为官学系统的补充。历史上，书院在学术的发展和造士育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历代河源书院
河源县有官学（儒学），始于“宋端平甲午（宋端平元年，1234 ），县尹林魁辰始建学于县北一里许。淳祐壬寅（淳祐二年，1242），县尹夙子兴重修，因兵革而废。明洪武二年（1369），县丞锺镒迁于县东之织女池傍。”[2]河源县有书院，始于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邑举人陈希文建的读书处“湖山书院”，属私立，名为书院，实与书屋同。官立书院始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时任县令郑敬道为兴一方文教，以岭南第一进士古成之“为南粤倡”，在下城建立“倡南书院”。嘉靖二十七年（1548），知县黄锦建“观澜书院”及“崇文书院”，皆为官立性质。此外，清初，上城西门对面外有“红花书院”。清光绪十七年（1891），河源县属各乡绅募集资金，在惠州府城（今惠州市龙船街开办了“三江书院”。
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阳明（王守仁）、白沙（陈献章）之理学盛极一时，其各师承弟子于各地开设书院，传播理学，讲学兴盛。晚明时期，河源同样受粤东尤其惠州文风的影响。“粤东化从南暨，声教统同，惟南轩为河源学记。而阳明风采，又曾经历，河源闻风兴起，必有其人，如李树东者，出自归善杨复所之门，立社“新芝”，慨然以道学为己任。”[3]李焘的次子李树东（岁贡生），师从理学名臣杨起元，在河源论道讲学，传播理学新思想。
二、清初河源书院的衰落与兴起
清顺治四年（1647），惠州协镇副总兵黄应杰以惠州城降清后，随即与右协副总兵李定国率兵进军河源、龙川等地，河源城破。民众为躲避兵燹干戈，多逃至乡间，或隐于桂山，官学、书院及学子皆空。至顺治七年，待时势稍稳定后，前朝学子才被逼应乡试科考，陆续返城。明清鼎革，汉族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命运的抉择，不少前朝学子为坚守遗民气节，或避世遁入空门，或寄情于山水间，学校书院了无生气。而康熙年间的迁海，又给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民众流离失所，社会民生凋零，教育衰落，人文不振。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煐出守惠州，下车伊始，所见到的是这样一种人文生态：“及抵郡，湖山无恙，而古迹名胜则鲜有存者，盖干戈之息未久也。诵读之士，往往散处山谷乡落之中，索居离群，闻见寡眇”。[4]可见惠州府城及十属各县的人文生态颓废凋零。
清初，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亦怀有戒心，采取以压制为主、怀柔为辅的策略。为笼络士心，遂重开科举。鉴于晚明书院讲学兴盛、明末被指为“空谈义理”的教训，为钳制思想言论，通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5]雍正即位后，认为生祠书院之设，不少已成为地方官员浮夸显名之所，谕令：“其现在之生祠书院，如实系名宦去任之后百姓追思盖造者，准其存留，其余俱着地方官查明，一概改为别用，或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6]因此，各地有不少书院，改为义学。“这一时期，虽有书院的名称，也要以所指定义学的准则为实”。[7]书院改为义学，即使仍存书院之名，其性质亦已发生变化，并逐步受朝廷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由于当时各地书院在地方教育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清朝廷亦意识到，若禁设书院，必然会激起汉族士人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笼络、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策略，只好将书院逐步纳入官学化的轨道。
清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政权已稳定，当局认为只要把控好书院的教育方向，就可以牢牢控制汉族士子的思想，从而力推书院建设，谕令各地官府兴办书院。雍正谕旨：“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材之一道也。”[8]自雍正年间起，各地兴办书院。“至嘉庆初年，这时因开放与奖励的缘故，书院便蓬勃而兴，但书院内容、已由私营的转为官立的，由自由的转为干涉的，由理学的转为制艺的了。”[9]清代后的不少地方书院，从开始改为义学，又从义学恢复为书院，名称虽同，但其性质已发生改变，失去了明代自由讲学的氛围。因此，有清一代，大部分书院已转变成为科举考试提供生员为目的。地方官学（儒学）学额有限，而书院可招试部分童生，成为官学教育学制的辅充。
三、槎江书院的设立
槎江书院的基址在上城东门内，原为守御千户所。明初，守御千户所在下城东门内，下管义合、蓝口等五屯，设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百户三员，吏目一员，司吏一员。明万历十一年（1583），上城建成，守御千户所公署迁至上城东门内。入清后，守御千户所设千总一员，管理屯事。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千户所公署附近有义学、有文昌殿。入清后，义学已破旧简陋，童生甚少。基址低洼，水涨则潦。土壁泥垣，难蔽风雨。至雍正三年（1725），千户所裁撤，裁归县管。知县刘延泰就千户所旧址扩建义学，这所义学，也就是“槎江书院”的前身，童生肄业其中。
为修缮义学，改善办学条件，官府在经费上给予支持，雍正八年（1730），知县何齐圣拨崇报寺租谷二百多石助办义学。雍正九年，知县沈曾同准士子呈请，将原明天启元年（1621）任河源知县李生文捐俸置田资助士子文会并祀文昌的尝典，毎岁计租八百余金，充入义学的公费。
清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谕令各地开设书院，遂将义学名称改成书院。因大门东面有槎江，故称“槎江书院”。经修缮扩建，书院规模初具，肄业童生颇众。书院大门及仪门向东，中堂供文昌神像，后有房室，左偏为书斋，共一二十楹，树木幽邃，无尘嚣之扰。每年县令延请地方名儒入主讲席，择邑士之诚实端方者董理租谷，除完纳官饷外，供给书院祀神、葺屋及修膳之费。
乾隆年间，相继履任知县者有陈张翼、张起麟、黄槐等，对学校育才事业尤为关切，政暇之余，莅临书院讲学。增膏火、立宾兴、树祀典，捐俸修葺书院设施，不断完善书院规制，一时文风蒸蔚。其后近百年间，历任县令均有支持办学经费，书声朗朗，人才济济。阖邑学子，咸受教育。
书院的学习课目，主要习四书五经。考核童生，除四书外加经文一篇，“择品学兼优之士”录取。其出题之法，首《诗》、次《书》，又次《易》《礼》《春秋》。
四、官绅集资增建考棚
清道光十五年（1835），朝廷发布圣谕广训：“整饬学校以励人材。着各督抚严饬地方官，其书院房宇、租田，随时妥为修理查办，不得任听倾圮及斗胥人等朦混侵蚀。捐建义学，以资倡率。书院肄业生童，必须严加甄别，不得瞻徇情面，滥行去取。延请院长，必须精择品学兼优之士，不得徇情滥荐。”[10]一时地方官府大力支持地方书院建设，官民士绅踊跃捐输，河源地方士人也积极参与捐资办学。道光二十一年（1841），因槎江书院经数十年风雨侵蚀，陈旧不堪，考棚亦不完备。城乡绅士湛露湑、刘维谦、邹忠、赖心亨、陈康民、邝粤翺等，同议修缮书院，增建考棚。先请示于前任县令陈起礼，向县属官绅民众募捐，筹募得白金七千余两，于是鸠工审势，度地选材，中间建楼阁一栋，楼阁内立文帝位。东、西面建两考棚，计坐号二千一百余，作为童试考场。后栋有龛，立禄位牌，祀乐于捐款者。重新筑造书院前后四栋，内外学舍一十四间，规模蔚然大观。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告竣，李景云、萧居权、萧居敬三人始终经理其事，知县陈起礼、胡宗政等主事有力。县令胡宗政为书院讲堂题额“育德”“储英”。[11]
槎江书院图
五、办学经费来源
槎江书院办学经费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地方官府拨款、民间捐助、官绅捐助等方式维持常年开支，或捐钱、捐物、捐田。其中有明末义学开办以后及清初书院开办以后，历年官绅所捐田地铺屋。书院所有的田称之为“学田”，除学田收租外，另通过店铺出租生息，供“膏火”“宾兴”及办岁科考试等一切常年公用需费。学童考取廪生后，有官府补助膳食费，称之为“食饩”，贫生亦有适当的灯油笔墨费补助，称之为“膏火”费。
清中叶后，亦有没收娼寮场屋充书院公费的情况。道光年间，老城外牛岗一带有娼寮数所，至咸丰、同治间，娼妓大盛，包括栗子园（即近北门街口处）所添筑楼舍，歌管盈耳，名为“同庆街”，以牛岗处为“同兴街”。同治六年（1867），前任县令麟寿将牛岗娼寮封毁充公，拨出充公地片一块，令槎江书院司事酌量建造门店生息，作加给生童尝典之用。同治八年，知县岑傅霖拨出充公银壹百两，买沙边街近河堑沥闸内店铺一座，递年送纳租钱壹拾千文，以七成归槎江书院，增生童正课膏火各二名，以三成归两小义学蒙师，均分其租钱。同治十年，知县彭君谷拨归槎江书院充公田，田在东埔约响水坑、下屋塘等处，大小七坵，批给佃户承耕，递年送纳租谷肆石，为生童尝典之用。另：河堑沥桥侧店地底半所，递年送归槎江书院尝典钱陆千文，批与佃户承租。这些有力的资金支撑，使得槎江书院的办学条件不断完善。
槎江书院的生童来源于县属各乡约，学额编制历年有差。由地方官府制定招生定额，学童有二类，称为“正课生”“副课生”。同治年间，收正课旧额生监十名，童生四十名，每名月给膏火净钱贰百文，给至八个月为满。后来有了沙边街店租收入，遂增加生童、正课各二名。岁、科两试，邑中童子执卷至者不下二三千人。自设槎江书院延师讲学以后，文风加畅。邑中生童，欣欣向学，士心鼓舞，学风大盛。
六、掌教书院的本地才俊
从义学到槎江书院，其师资来源主要聘请邑中俊秀掌教，亦有授官外地的官宦、教谕等
邑中才俊归休后受聘为院长，[12]百余年薪火相传，为河源县属各乡培育了一大批俊才。其中佼佼者有：
萧聚岳，号逊山，萧维藻子。举优行廪生，品诣端严，不苟随时好，力学至老弗衰。尚义乐施，邑诸营缮，悉倚任之。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县喻宝忠宰源，议建燕石塔，举萧聚岳首董其役，兼理书院事务，历七载。院舍久多芜圯，萧聚岳庀材修筑。需金二百两有奇，悉自捐赀，不烦公款。
邝世熊，号渔溪，新城西街人，邝师益长子。乾隆三十五年（1770）恩科举人，礼闱叠荐不售。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拣选知县，因父母年耄，告终养。授徒数十年，主讲槎江书院，门下士数百人。生平学笃教殷，凡一文一辞，其意义出处以及音画，莫不研究详释。著作甚丰。任潮州府揭阳学教谕，卒年七十三。
廖鸣球，字韵坛，河源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性聪敏，品端学粹，尤长于诗。为诸生时，试辄冠其曹。以大挑一等出宰江苏宝应，建小学、立诗社，殷勤课督，一时才士多赖其裁成。垦田八百余亩，民于其地树碣纪实。调宰如皋，修茅山书院，增广膏火，购置书籍。复于水绘园、知味轩等处与多士论诗谈艺。充清嘉庆三年（1798）江南同考官，历署北捕通判、江宁同知。解组归，宦槖萧然。辟“梦草堂”以居，犹如寒士。会烂屐四乱作，廖鸣球率乡民增筑城垣，以资守御。未几，大吏委令牛某与邑令祝某清丈河源田土，当事者操之过促，致兴“先斩竹，后杀牛”之谣，廖鸣球力请于官，其事始寝。晚年主讲槎江书院，视生徒如子弟，故论师范者，咸称道勿諠云。卒于家，著有《梦草堂诗稿》。
萧炳扬，南湖人，号薰坛，清嘉庆十二年（1807）科举人。任河南怀庆府原武县知县，下车伊始，祥符地方。黄河决，僱舟发粟，拯济灾民，帮办出陕兵差。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牟县黄河决，复奉宪檄，僱船拯溺，捐廉饨数千觔赈饥，是岁三汛安澜。居官洁已奉公，鄂抚顺安奏保，加知州衔。时值连年灾饥，禀请缓征外，复捐廉赈济。旋以积劳成疾乞休。上宪奏准回籍调理，并奉上谕：“办事勤奋，悃愊无华。练达老成，将来正堪起用”。归田后，清风两袖，主讲槎江书院，以栽培士类为己任。咸丰元年（1851）卒，寿七十一。
刘维谦，号虚谷，城外义荣坊人。清嘉庆十八年（1813）科拔贡，主讲槎江书院，修文庙、建考棚，凡有关风化之事，必为之倡。城北龙津渡昔未施济，船户需索不堪，行人苦之，刘维谦呈请施济。寿七十三。
江绍僖，号希逸，江绍仪胞弟。清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道光二十年顺天举人。质性温厚朴实，主讲槎江书院，训诲生徒，多所成就。联局团练，除暴安良，如建炮台、修县署及学宫，凡邑中兴利除害之事，莫不首倡。年四十六，未仕卒。
邹邦达，号颖卿，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科拔贡，职授州判。生平严气正性，见义必为。道光二十八年修学宫水道并填河堑沥，随于城西隅筑建义冢，筹款祭扫。时有寇警，即首联三社团练局募丁防守，赖以安堵。主讲槎江书院。咸丰四年（1854）逝，时年四十一。
李景云，字庆星，上郭龙颈巷人。持躬谦谨，重道崇儒，急公事如已事。邑向无考棚，童试苦之。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议增建考棚于书院两旁，因工程浩大，多有难色，李景云毅然捐金为倡。自此，人皆踊跃，遹观厥成。时崇圣祠倾圯，宫墙外石栏杆未更改，即于考棚告竣后，与萧居歆、刘其纬三人督修成之。他如施要渡、修通衢、赈饥备荒诸美举，罔不尽心以倡其始。寿六十有七，由贡生加同知衔。
七、奉祀于书院的历任宰官
胡国楠，字兼弼，桂洲人。国楠少负才名，以廪生贡优行署阳江教谕。清雍正七年（1729），补河源，勤讲课、却修脯，士咸爱戴之。先是河源少中第，逮是科名大振，上官并奖之。归，卒于家，河源人祀于槎江义学。
陈张翼，浙江名孝廉。清乾隆七年（1742）任河源县令，政尚温平，百废俱兴。精通地舆形势，定两城东向大局。尤以整饬学校为事，黉宫故朴隘，陈张翼即捐廉为倡，增其式廓，规模一新。造文阁、奎楼于东角，辟青云路于北隅，作鼓楼以达双城秀气，开文明门以壮学序观瞻。先是邑志仅残篇断简耳，陈张翼广为搜辑，彚纂编次，亲览山川形势，手绘全图，梓行六卷，于是乎志有完书，迄今重修邑乘，悉奉陈编为圭臬焉。祀牌槎江书院。
张起麟，陕西进士。清乾隆十九年（1754）任河源县令，和易爱民。倡修鸣凤桥，得殿撰梁国治序碑，以发扬盛事，时论伟之。于学校尤关切，尝率诸生集书院讲贯，厚其膏火。然自待必省约，及迁去，宦囊萧索，邑人思不置，祀牌槎江书院。
郑长年，甘肃举人。清嘉庆二年（1797）任河源县令，狷洁稳练，门绝苞苴，草羡除蠧，赋户使得自纳，里胥无所庸其奸。勤慎官事外，别无所营，有古琴鹤风。罢归，箧中惟文书数卷而已，祀牌槎江书院。
涂晋，江西人，翰林院庶吉士，清嘉庆十五年（1810）由庶吉士改授河源令。亷明平允，凡所欲为，计定卒莫能易，人不敢干以私。公余，必诣书院谕士子，讲求实学，先器识而后文艺。邑人士文风蒸蒸日上，皆晋陶成之功致之也。六十年后，耳犹闻颂贤宰声。祀牌槎江书院。
刘世湻，清道光十五年（1835）由江西监生出宰河源，持躬清而明，听讼平而决。有妨于民者，必除之。捕缉盗贼，不分昼夜，务拔根株，四境肃清。所至皆有官清民乐之颂，且嘉惠文教，设育才、养正两小学。捐廉发商生息，历年为蒙师资，贫民称便。诸凡重要，多所修葺。新城西南隅滨江，俗呼为“水打腰”，地势低洼，一带俱属沙土，遇大水必崩决，决则为害两城不小。道光十七年（1837）七月，洪水泛滥，冲陷成坑，民几鱼矣。刘世湻即备粮泛舟赈济，存活无数。随偕两城绅富捐金募工，运石挑土，砌塞岸口，补填堤壆，竭两月之劳始平复。是役世湻实亲督之，安堵无虞，众啧啧称刘公之赐。祀牌槎江书院。
胡宗政，湖北举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河源县令，爱民勤政，明决有为。道光二十三年，有修槎江书院、建造考棚之举，胡宗政即引为己任，事无论巨细，一一必亲加检督。厚膏火以示鼔励，密功课以育人材。士论贤之，祀牌槎江书院。
八、清末废科举、兴学堂
清代以科举取士，而每年岁、科两考，河源县学诸生赴惠州府学参加科考，学政官在取录生员时，须向儒学东、西二斋纳资注册，名曰“印金”。至清代中叶，官场腐败，而儒学东、西二斋亦日趋贪婪，任意敲剥，贫苦学子难筹“印金”。因此，县中各乡士绅有筹议创办“三江印金局”之议，用以资助学子赴考“印金”。公推杨灼三、潘干甫二人主其事，派员四出各乡劝募，募集得资金四万元，遂于惠州府城购地，建筑“三江书院”（故址在今惠州龙船塘街），作为资助县属各乡士子岁、科两考时集中联络之所、应考读书之处，余款则在县属各墟市置产生息，作为士子代纳“印金”及乡试时“宾兴”之需。
光绪末，议新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袁世凯、张之洞等的极力推动下，延续千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兴办各类中小学堂。一时兴学育才之士，风起云涌，热心办学。邑中耆老潘干甫、李楚三、钟敬斋、黄镜人、潘敬平等，为适应时势要求，拟用“三江印金局”的经费创办学堂。即于光绪三十一年，联集县属三江二十七乡约人士会商，捐金筹建校舍，并拟选择城东对岸旧“先农坛”基址为校址。在校舍未动工兴建之时，即于光绪三十二年春，借城内欧阳祠为临时校址，招生开办，编为甲班。聘李楚三先生为校长，定名为“三江高等小学堂”，并按新学制、新课程教授，是年二月奉准立案。同年，县知事谭其文，奉谕转饬县属人士筹办官立高等小学，并择定上城内识字院为校址，责令地方人士募款建筑。时县属人士认为，两间学校同时建筑，募集款项有难处，应先筹建县官学（河源县高等小学堂），缓筑私立的“三江高等小学堂”。辗转筹商，县府上呈奉准，拨上城东门内“槎江书院”为“三江高等小学堂”校址，并以游府衙署左侧空地为本校操场。光绪三十三年，“三江高等小学堂”迁入旧“槎江书院”。有着一百七十多年历史的“槎江书院”，被“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大潮代替，消失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
民国时期，战事不断，自1911年至1926年十五年间，校舍多次被用作驻军用途，办学时停时复，设施损毁严重。1938年秋，河源屡遭日军飞机轰炸，校舍中栋、上栋均被炸倒塌，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学校遂告停办。1941年春，为使乡间学子有学习陶镕之所，同时也响应民国政府广东教育厅战时办学规章，向洪溪、鲤鱼二乡商人暂借回龙地方异地办学。至1947年春，学校始从回龙墟迁回县城原址办学，其时，校舍已是残垣断壁，梁木伤残。其后，槎江书院留下的建筑规制及其遗存，已难觅踪影。
槎江书院，自清雍正年间从义学转为书院，历一百七十多年，为地方人才的培育、人文的振兴、文教的发展，乃至于改变一方风气、推动地方经济民生的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它虽然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它为河源地方文教历史发展的历史功绩，永记史册。
三江初级中学同学会第一届全体会员留影（1931年11月10日）
本文作者：叶玉珍、李明华（作者单位：广东省河源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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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清会典》：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一/卷三十二[礼部]/[仪制清吏司]/学校。
[2]清康熙《河源县志》8卷/卷之七/重修儒学记/吴高/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
[3]清乾隆《河源县志》15卷/清陈张翼修、尹报逵纂/卷之六/学校/清乾隆十一年（1672）刻本。
[4]《忆雪楼诗集》：清王煐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王氏贞久堂刻本。
[5]《清会典》：康熙朝/大清会典一/卷之五十一/[礼部]/[仪制清吏司]/学校/学规。
[6][8]清胤祯撰：《雍正上谕内阁159卷》卷十一、卷一百二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9]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一章/绪论/1912年出版。
[10]清刘锦藻撰：《清续文献通考400卷》卷一百/学校考/七/民国景十通本。
[11]清同治《河源县志》15卷/清彭君榖修、清赖以平等纂/卷之十四/河源增修槎江书院碑记/胡宗政/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12]“谕各省书院延师训课，向有山长之称，名义殊为未协。既曰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为院长。”（《清会典》/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