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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以后，广州一直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主要起点之一，承担了海上商路的开通与发展重任。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独口通商口岸，商业贸易继续繁荣兴盛。越来越多的欧美商人进入中国，中国落后的医疗条件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时也因为传播基督教事业的需要，医学传教士随之进入中国，借医学传播基督教，并为在广州的商人及传教士服务。
一、眼科医药局的的建立
1834年，美国公理会派遣传教士彼得·伯驾来华，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医学传教士。1835年11月，伯驾在广州新豆栏建立眼科医局，此为中国最早的、延续时间最长的西医院，被认为是西医入华的里程碑，从此，中国医学发生了显著变化。1859年，眼科医局由第二任院长传教士嘉约翰改名为“博济医院”，此名字一直沿用至1952年。博济医院建院之初，便显示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
博济医院
眼科医局坐落在面向珠江的一片外国商馆之中。这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位于丰泰行7号。门口开在新豆栏街。走进门是一个大厅，铺着石头地面，两侧各有几个通往房子内部的门。入口处用中文写着“普爱医院”（PuAiYiyuan）的字样，这可能是伯驾给医院取的中文名字，不过没有传开[1]。当时广州，外国人被严格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活动。
因此，伯驾无法找到一块新地皮来建医院大楼，眼科医局只能建在十三行里，称为众多“行”当中的一个“行”。[2]这是他以每年500元的租金向当时的浩官伍怡和（即伍秉鉴）租下的房子。但是，第二年起，伍秉鉴即把房子免费借给他使用，使医院得以扩大，直至1856年倒塌为止。广州十三行创立于清康熙盛世，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1757年乾隆帝颁布对外经商上谕后，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从事外贸生意的机构。而伍家的怡和行是十三行最大的行商，第二代主持人伍秉鉴为时任世界首富。眼科医局建在此处，伯驾既能保持与欧美商人的紧密联系，又能与当地老百姓进行密切接触。英国皇家医学院成员、英国商船驻船医务官唐宁便在1840年出版的著作《番鬼在中国》中大篇幅记载了眼科医局的具体情况及影响：医院是免费的，为病人带来许多便利。“医院的名声很可能将沿着交通的主渠道帝国大运河而传播出去，现在它的名声已经传到古代的首都南京。”[3]
为使医院取得当地认同，伯驾作了许多努力。突出一点是他选择眼科作为带头医学登陆中国，这是由于他发现当时的广东，可能由于空气高温和干燥，眼疾常见病。此外，中国人的身体特征也会导致眼疾普遍发生，因为中国人的眼睑曲线容易发生倒睫，导致失明。还有一个原因是西医治疗白内障帮助患者恢复视力，比中医更有效。因此，伯驾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病种——眼病上。否则，他将无法应付数量庞大的病人。[4]
1835年11月14日，眼科医院开张当天，一个病人也没有，第二天只有一位女病人。但是，医院很快就门庭若市。据《中国从报》指出，第一季度（1835年11月4日—1836年2月4日）共有925名病人到医局就诊，其中男病人655名，女病人270名，还不包括只要几粒药丸而未登记的病人，诊断病例共计1057例。[5]以至于伯驾不得不提高医院管理效率。他发明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挂号系统。他在门房里备有一些用中英文标明号数的竹牌，一张竹牌就等于一张通行证，病人按照竹牌的先后顺序看病。他还建立了病案库，将每位初诊病人的姓名、病症、编号（从医院开办起计算）、就诊时间等，都记录在案。[6]眼科医院不收取任何病人费用，病人如果给医生
送礼物，也会由医生转赠医院。[7]除此之外，眼科医局也创下了中国西医史上许多第一——第一例眼疾手术、第一例卵巢切除术、第一例膀胱取石术、第一例乙醚麻醉术、第一例氯仿麻醉术、第一例病理解剖术等。
二、眼科医局与外国商人
伯驾也住在外国商馆里，房子由美国商人、“马礼逊号”船主奥立芬免费提供。商馆离珠江北岸300英尺（约等于91.44米），是一排狭长建筑物，占地大约12英亩（约等于4.85万平方米），每一个商馆由几座两三层高的房子组成，屋顶通常有露台，通过拱廊或拱门过道与其他商馆相连。商馆正对着珠江，前面是一片平整的广场。房间很大，空气流通，仆人们打扫得非常整洁。商馆宽敞高大，装修豪华，风格中西混合，经常出现在当时的绘画上。[8]商馆前面被两条街道和一条小巷分开，每一条街道上都是店铺。外国人称之为新中国街、老中国街和猪巷（HogLane）。连接着广场和商馆后面的十三行街。人群密集，非常狭窄。[9]在商馆附近的街道上有大量的小店铺，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丝绸、玉器、瓷器、漆器、食物以及其他很多无法确定的东西。除这些坐贾外，还有许多沿街叫卖的小贩——卖伞、剃头、江湖游医、占卜者，以及乞丐。在广州旅居的商人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并且与生意伙伴——那些富可敌国的行商们的生活方式非常接近。这很大程度上对伯驾的生活带来影响，尽管他是虔诚的有着苦行倾向的基督教徒，但是他无法不像他的同胞们一样生活，这意味着他实际上过得非常好。
伯驾在传教士及商人当中的名声和人缘都非常好，被描述成一位“非常冷静，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也是个精明能干的管理者。……他很清楚公众的重要性，他也许是中国传教会最好的筹款人，当然也是最有本事的说客。”[10]这使得商人们非常真诚地支持他，提供管理、资金甚至医疗上的帮助。在1836年的眼科医院报告中，伯驾表示感谢“在中国的朋友和捐助人主动的慷慨捐赠，总额达1800元”。[11]而在旧广州贸易结束时，从美国和英国来的资金和新医生使医院得到极大的扩充。
在伯驾的捐款者当中，也有许多鸦片贩子，伯驾虽然不齿这类行为，但是依旧接受他们的捐款和帮助。因为这也是鸦片贩子们的日常宗教服务之一。如鸦片商头子威廉·查顿，便是受过训练的医生，他经常在眼科医局帮忙。同样经常参加宗教服务的还有旗昌洋行的约翰·记连，美国鸦片商中最重要的人。这些交往说明了眼科医局不仅是外国商人们的医疗场所，也是宗教活动场所，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眼科医局与中国士绅阶层
伯驾治疗成功的事迹很快流传海外。据台湾地区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推测，日本社会的种痘事业源于伯驾，可能是他将皮尔逊关于种痘的著作于1838年带至日本，使得种痘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活动，成为明治维新的一部分。[12]这一事例说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伯驾和眼科医局已经受到广泛认同，在东南亚地区产生影响。
眼科医局在广州广为人知。1837年，伯驾写信给自己的美国朋友说：“他在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认出来。”[13]在当地上层社会和士绅中，伯驾也享有盛名。一位广州知府的马姓师爷患了白内障，经过手术视力完全恢复。出院时，他特地找了一位画师去画下伯驾的肖像，以便他可以日日供奉。还写了一篇颂诗，敲锣打鼓郑重献给伯驾：“乙未年九月，[14]伯驾医生渡海来粤，开医院，显才能，不索钞。日疗病患，数以百计。朝朝暮暮，不吝资费，不辞辛劳，以慈悲之心肠，抚病患之苦难。”[15]在诗的末尾，他还将伯驾与中国医生作比较，认为中国所谓的名医索取重酬，迁延累月依旧没有任何成效。而伯驾谦虚低调，将治病的功劳归于上天，人品极为贵重。
1838年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记载了一位病人写给伯驾的小诗：“寻医留住五羊城，幸遇真人善点睛。已喜拨云能见日，从教污浊转清明。”患者眼珠痛、头痛、肚痛，痛得茶饭不思，认为自己是“气滞，血少，大便结，虚火猛盛……”。他想回家，但是路远回不了。诗里没有写他是如何找到伯驾医生的，但他抱着碰运气的心态来眼科医局。伯驾治好他的眼疾（从“拨云见日”估计是白内障）后，他的头痛、肚痛也消失。所以，他给伯驾写下了感恩的诗。“我居重楼越兼句，所闻疗治皆奇新。治法迥与中国异，三分药石三分针。求医之人满庭宇，肩摩膝促犹鱼鳞。瘫疽聋瞽杂焉坐，先生周历如车轮。”[16]《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里还同时记载了这首小诗。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卫三畏，在自己的汉学著作《中国总论》里也记载了一首诗：“侧闻花期国，良医莅中土。风涛万里余，唯愿拯疾苦。为人行善事，尘土视金钱。造福人世间，此心唯拳拳。永志医者德，神技四海传。丰碑树心中，赞美长绵绵。”[17]在这些称赞的诗作里，可以看出伯驾的病人多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
在一幅著名的伯驾指导学生关韬治疗眼疾病人的油画中，画家精细地描绘了伯驾的室内布置。在一面墙上挂了一幅书法，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18]这位耆宫保即为时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耆英。1843年11月，耆英慕名来到眼科医局，伯驾治好了折磨他二十多年的皮肤病。为表示感谢，耆英写了这幅书法。同时，他还向伯驾询问了西医治疗情况，认为西医和中医一样能够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鉴于耆英的特殊身份，他的赞扬无疑是对眼科医局及西方医学的肯定和宣传。后来，耆英又多次带领下属官员来到眼科医局就诊，这充分表明伯驾和中国官员的关系非常不错，眼科医局已经成功取得上流社会的信任和肯定。
伯驾最著名的一位病人是林则徐。《中国从报》曾经公开发表伯驾关于1839年的医院工作报告。当中写道：“林则徐通过南海知县和浩官向我索取治疗疝病的药品，我详细说明了这种病的性质，画了一幅病变部位的解剖图，还说明欧洲人治疗这种病的方法，然后告诉他，为了减轻症状，必须带上一种拖带。在这以后，他立即赴虎门行事，一直拖到秋天再来求医。疝气带送去给钦差大人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是当他咳嗽时带子易滑落，从这可以判断，他似乎还有气喘。我给他送去了一些药，为了道谢，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19]伯驾详细描述了他与林则徐的七次交往，除了治疗疝气外，林则徐还向伯驾咨询了包括鸦片治疗、航海地理、文书翻译以及法律咨询等问题。在伯驾和林则徐的交往当中，“作为传教士的伯驾，已经具有了外交家的意识和眼光”。[20]
眼科医院的叙述说明了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医药交流之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传，中国近代诞生了一大批西医院，这些西医院参与构建了近代东西方医学文化关系的庞大网络。通过这一细小的窗口，人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交流一直处于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复杂状态，它除了为贸易双方提供社会服务，展示西方先进文明外，还担任了医学外交、媒介传播等角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现代医学基本与世界医学保持同步，也对中国医疗体系、疾病观念、公共卫生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始对以中华文明为核心主体的统治秩序进行冲击。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医疗文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不断磨合，产生了类似“中西医结合”、“中西医汇通”等混合概念，磨合过程至今仍在延续。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医学走向西方，西方医学也走向中国。
本文作者：朱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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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0]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第87页，2008。
[2][3][6][7][11][美]嘉惠霖、琼斯，著，沈正邦译：《博济医院百年》[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第44、46、48、49、55页，2009。
[4]GUANGQIU XU.“ AMERICAN DOCTORS IN CANTON( Modernization in China,1835-1935)”.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U.S.A)andLondon(U.K):24。
[5]TheChineseRepository,vol.4:464。
[8]香港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批清咸丰年间的关于十三行图景的绘画。
[9][10][美]雅克·当斯著，周湘、江滢河译：《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8、35页，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