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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至清前期（1368—1840），广东的手工业生产在宋、元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发展。本文拟就冶铁手工业（含采矿炼铁和铁器铸造）为个案作一探索，以见一斑。
一、冶铁手工业生产高度发展梗概
就我目前看到的史料而言，明至清前期广东冶铁手工业生产高度发展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1．铁矿产地名列全国第二
1965年秋冬，我为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写作，因为在广东无法收集足够的明代资料，指导教师、二级教授梁方仲先生不辞劳苦，带我到收藏明代地方志最多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浙江宁波市天一阁明代地方志藏书楼（今并入宁波市图书馆）等，亲自指导我翻阅了能查找到的明代全国各省、县的地方志书达1100多种（部），抄录了各县的铁矿产地和相关冶铁资料卡片2200多张。1966年春回到学校，先是编列出《明代中国铁矿产地一览表》，然后请地理系绘图室代为绘制《明代中国铁矿产地示意图》，总计明代全国有铁矿产地的县246个，其中广东有29个县，占全国铁矿产地的11.8%，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福建（30个县），29个县是：番禺、从化、新会、南海、阳春、阳江、紫金、连县、连山、乳源、仁化、和平、翁源、阳山、龙川、长宁（今新丰）、海丰、平远、兴宁、程乡（今梅县）、长乐（今五华）、揭阳、大埔、饶平、海阳（今潮安）、高要、罗定、清远、归善（今惠阳）等。而且记录在何处产铁，如“从化县西五十里蜈蚣山有铁坑”、“阳春县东二十里铁杭山产铁、西南铅杭固亦有铁矿砂”、“兴宁县铁嶂山有铁”、“揭阳县五房山多产铁矿”、“长乐县南九十里嵩螺山多铁”、“平远县卓律山有铁矿”、“程乡县香炉山出铁矿”、“翁源县平顶山出铁矿”等。至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铁矿产地增加到45个县，除明代的29个县外，新增加丰顺、东安（今云浮）、英德、乐昌、增城、花县（今花都）、海丰、南澳、蕉岭、怀集、郁南、化州、信宜、韶州、曲江、南雄等。而且各县均设有若干个冶铁所或冶铁炉进行采矿冶铁生产。
2．各县冶铁炉众多
在上述产铁矿各县，均设有多处民营炼铁炉进行采矿冶铁生产。据史料记载，仅潮州、惠州、梅州的民营冶铁所就有43处，即：“海阳八：曰岳坑、曰冠陇坑、曰花坑、曰小产坑、曰葵坑、曰单竹坑、曰三州坑、曰石狗；饶平六：曰珠坑、曰砂坑、曰下峡坑、曰潭澳坑、曰松柏坑、曰北溪坑；程乡三：曰松口、曰神沙铺、曰义化；大埔四：曰九龙、曰代富、曰大富村、曰三河；揭阳一：曰蓝田；归善七：曰秋乡、曰西江、曰黄砂、曰滘冈、曰奔水、曰下义、曰清溪；河源七：曰黄田、曰鸿州、曰百蒿、曰兰溪、曰康和、曰鳌坑、曰赤溪；龙川四：曰五峡、曰河潭、曰黄塘水、曰赤水；长乐二：曰梅子潭、曰客思磜；海丰一：曰淡水”。[1]
此外，在南海县的西樵、石岗、松子岗、大阮、禾仓冈、吉水、黄借冈[2]也有冶铁炉炼铁。至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全省冶铁所（炉）已达到150多处。[3]
这些冶铁炉大都是设在产铁矿山或附近，“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4]而所建炼铁炉有的是相当高大的。1981年秋，笔者承广东省博物馆李才尧副馆长之约，曾到罗定县分界公社（今镇）金田大队（今村）的罗镜河上游考察明代大塘基炼铁炉旧址所见，确实如此。
炼铁炉作者摄，1982年
该炼铁炉呈椭圆形（见上图），坐南向北，东西相距3.4米，残炉高2.7米，炉墙从口沿下收缩。炉墙内壁分三层，均用耐火沙（当地称鸡眼沙）与盐坭混合涂抹，厚约2厘米；中层4.2厘米，用夯土筑成；外层2.3厘米，以红砖砌成。整个炼铁炉结构坚实。炉南面有一个进风口。在炉后约10米处，有一平台，用作放铁矿砂、木炭入炉炒炼。炉前是一片大单墙，专用于浇铸生铁板场地，即如屈大均所记的“铁矿既溶，液流注于池，凝铁一版，取之。以木杠揽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5]
其他各县的炼铁炉，也有相当的规模。屈大均有详细的记述：
“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盐醋筑之，巨藤夹之，铁力木支之，又凭山崖以为固。炉后有口，口外有一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合一开，以通风势，共三口皆镶水石。水石产东安大绛山”。[6]各县炼铁炉所用工人也不少。明崇祯年间（1628-1644）南海县的炼铁炉工“三五千矣”，[7]龙川、海丰、河源等县的炉工更多，“几及万人”。[8]到了清乾隆九年（1744），广、惠、韶、肇四府的炉工“不下数十万人”。[9]
3．广东铁质量居全国首位
明至清前期，广东所炼之铁，由于矿砂优质，炼铁技术高超，故铁质上乘，名列全国首位。明人唐顺之记述：“生铁出广东、福建，火熔则化，……今人鼓铸以为锅鼎之类是也。出自广者精，出自福者粗，故售广铁则加价，福铁则减价”。[10]
李时珍也称广铁质量精良。说：“铁皆矿土炼成。秦、晋、淮、楚、湖南、闽、广，诸山中皆产铁，以广为良”。[11]
清代张心泰也在其著《粤游小识》一书中记述：“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12]
4．广东铁产量名列全国和世界第一
中山大学地理系历史地理学徐俊鸣教授于1960年代研究广东古代手工业史成就显著，他计算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广东的铁产量为1800万斤；至嘉靖十年（1531）增至2760万斤，占全国铁产量4500万斤的60%，居全国首位；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增至5400万斤，[13]比1740年英国铁产量4000万斤多出1400万斤，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直至1800年、法国至1870年、日本至1874年才有生铁产量的统计数字记载。[14]所以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李约瑟(Needham Joseph)在他于1956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七世纪，在此期间，正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能得到他们所追求那么多的铸铁，并惯于用先进的方法来制钢，这些方法直到很久以后，欧洲人仍完全不知道”。[15]
5．铁器制造（铸铁）名列全国前茅
在上述采矿炼铁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广东的铸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以地处珠江三角洲心脏地带的佛山镇的铸铁制造业最为典型。所谓“诸炉既成，皆输佛山之埠”。[16]广东市政使司还以行政命令规定，广东所属炼铁炉炼出生铁锭，皆运往佛山铸造各种铁器供应全省所需。这样，佛山镇便成为广东铸造铁器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基地。明初佛山已有约5000人从事铸铁业为生计了。如宣德年间（1426-1435），李广成等迁居佛山，以铸铁为业，世代相传。他的后代李世昌，即“以铸冶能，拓其家”。[17]冼浩通巨商，其子冼靖专营“铸造铁器，家业兴隆”。[18]当时在大圩至灵应祠（今祖庙）一带，已连成一片铸造铁器作坊区，形成诸炉并冶，火光冲天的铸铁繁忙生产景象，史称“祖庙门前明堂狭隘，多建铸造炉房”。[19]至景泰二年（1451）又有新发展。陈贽在《祖庙灵应祠碑记》中说：
“南海县佛山堡，东距广城仅五十里，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习俗淳厚，士修学业，农勤耕稼，工擅炉冶之巧，四方商贩辐辏焉”。[20]至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佛山大多数居民已转向以铸铁谋生。正如丘濬记述：“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铁冶为业”。[21]在“士农工商”四业中，特别指出佛山居民“工擅炉冶之巧”，足见铸铁业在佛山诸手工业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至于说“大率”者，即基本之谓也。就是说，当时佛山的居民基本上是从事铸铁为业，到处都可以看到炉户、铁工和铁商。从现存佛山的族谱中可以看到，明中叶以后，专门从事铸铁业就有石头霍氏、李氏、金鱼塘陈氏、鹤园冼氏、佛山霍氏、黄氏等。各地不少商人也纷纷来佛山经营铸铁业生产。如嘉靖年间（1522-1566）商人麦宗泰，其父经商获利，到他手上则来佛山经营铸铁业。其家谱记载：“性好货殖而藩财，……泰是以创立炉冶工艺”。[22]
明末，新会商人卢纵庵、卢鞭人经商后也来佛山从事铸锅业，史称：“卢纵庵、卢鞭人，龙庄公之十五世孙也。生而孤露，时以小贩自给。稍长，讲求治生，业钢铁于佛山，善计然术，驯致小康，……至崇祯初……赀雄于一方”。[23]故而佛山的炉户、铁行大为增加。天启二年（1622），已有“炒铸七行：即铸锅行、铁灶行、炒铁行、铁线行、铁锁行、农具行、铁钉行”。[24]铸铁工人也不少。屈大均说：“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25]有人作过粗略统计，明末佛山的铸铁工人不下二三万人，使佛山镇成为“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灭，四面蒸熏，虽寒亦燠”[26]的铸铁中心城镇。连街名也打上铸铁的烙印，出现了许多以铸铁命名的街道，诸如铸砧街、铸砧上街、铸犂大街、铸犂横街、铁铄街、铁香炉街、铁门链街、铁廊街、钟巷、针巷、麻钉圩等等。[27]
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佛山的铸铁业已分行业铸造铁器了，如铸镬行分为：大镬分庄行、大镬车下行、大锅搭炭行；炒炼熟铁行分为：炒炼头庄行、炒炼钳手行、炒炼二庄行、炒炼催铁行等。[28]此后，大多数铸造铁器就以铸造单一铁器成行了，如打刀行、打剪刀行、土针行、铁砧行、折铁行、铁钟行、铁针行等。直到近代，佛山市有些街道仍保留明清时期铸铁行为名，如铁砧巷、铁犂巷、铁香炉巷、铁门链巷、铁锒巷、铁针巷、铁钉巷、铁丝巷、铁线巷等。如此兴旺的佛山铸铁业，按陈炎宗《鼎建佛山炒铁行会碑》所记的“炒铁炉四十余所”推算，当时佛山从事铸铁业者当有2万人左右，再加上辅助之行业者，则可达3万人之多。可见铸铁业已成为佛山的经济支柱。
综上五方面明至清前期广东采矿炼铁和铁器铸造的历史事实，显而易见，当时广东确实是一个“南国铁都”，难怪时人毛维奇描述：“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故炉座之多，以佛山为最”。[29]
明成化十二年（1476）铸约1700斤铁钟，作者摄于佛山祖庙，2005年。（选自《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二、冶铁业生产高度发展之缘由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彼一时，此一时。这确是人类文明史发展历程的事实。中国近现代历史显示，广东根本不是钢铁之乡，何以明至清前期竟然成为“南国铁都”呢？就我看到明清史料思考，大约有如下三个缘由。
1．明清朝廷实行废除官营铁冶、令民自采炼的开放政策，促使民营冶铁业蓬勃发展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自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采用桑弘羊主张，禁止民间私自冶铁煮盐，实行“盐铁官营专卖”的政策以后，至明初仍然奉行此策。但经过20多年的实践，草根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目覩十三个官营冶铁厂的铁矿工经常发生怠工、破坏炼铁炉场、甚至逃亡的现象，使全国铁产量日益减少，造成全国上下铁不足用的窘局。于是决定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起，实行废除十三个官营冶铁厂，允准民间采矿炼铁纳税的政策：“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30]
从此之后，官营冶铁厂（包括广东的阳山冶铁厂）被废除，民营冶铁业得以日益发展。民营冶铁与官营冶铁区别极大。在民营冶铁业中，无论是业冶者，还是铁矿工，他们除向官府缴纳铁课外，可以自由支配生产，因此具有很高的经营和生产积极性，使铁产量成倍增长。这种民营冶铁炉，一个县有数处或十数处，比比皆是。如上述广东就有43处之多。
清代伊始，朝廷内曾就明代的民营冶铁政策进行争论，但至雍正年间（1723-1735），两广总督孙毓珣提出“招商开采，抽收课饷”的主张，得到朝廷政要鄂尔达、马尔泰等人的支持，得以按明代开放矿禁、听民开采输课的政策实施。所以，民营冶铁业得以继续发展，使广东的铁矿产地由29个县增加至45个县，冶铁炉增加至150多处。
2．明清朝廷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农业政策，为冶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内需市场
明至清前期，中国仍是小农经济社会，农业生产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朱元璋登极后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诸如对谷粟、桑麻、税粮、徭役等，尽行蠲免三年，让农民喘息，将力量投之农业生产，振兴农业。又用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办法调剂人力不足；兴修水利，种植桑麻，增加农民收入；官给耕牛种子，垦荒地减免三年租、遇灾害优免租粮等措施。明政府移民屯田，开垦荒地，十分注意制造铁农具。洪武二十年（1387）规定：“凡屯种去处，合用犂铧耙齿等器，著令有司拨官铁炭，铸造发用。若末植令卫军于出产山场自行采办造用，系干动拨官物具奏施行。永乐元年，会宝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之民。嘉靖七年，令陕西、山西、山东、北直隶沿边有司，给堡户农器”。[31]
除官营铸造铁农器外，各省农民为垦荒种地需要，也在各地民营铸造各种农器，供应农民生产需要。至明代后期，出现“擦生”铁农具的推广使用。所以，除犂铧、犂壁仍用生铁制造外，其他如锄、镈、镰、镢等农具俱采用“生铁淋”技术铸造，制造出“擦生”的铁农具，宋应星曾记述：“凡治地生物，用锄、镈之属。熟铁锻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健，即成刚劲。每锹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而折”。[32]
从上可见，明代利用生铁、熟铁、钢铁来制造农具已相当普遍。正因如此，明代开垦耕地面积日益增加，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387474600亩，至天启元年（1621）增至743931900亩。随着耕地面积大增加，需要更多更好的铁农具，如铁犂、铁耙、铁铲、铁钊、铁镰等使用。这样一个广阔的农业市场的需求，必然刺激和拉动被誉为“南国铁都”的广东冶铁业生产的高度发展。
同时，明至清前期广东和全国的其他手工业如丝织业、造船业、军器业、棉织业等，也需要铁制纺车、搅车、铁锚、铁钉、铁炮、铁锅、铁盔、铁甲、铁刀、铁枪、铁镖等铁器具等，也为广东冶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需求，促进广东冶铁业生产的日益发展。
3．明清朝廷对广东实行独口对外贸易特殊政策，促使广东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高度发展，为冶铁业开拓世界市场
明清王朝建政初期，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33]一反唐、宋对外开放贸易的政策，实行“时开时闭”的朝贡贸易政策。但对广东则实行优惠的特殊政策。永乐五年（1407），郑和第二次下西洋“首从广东往占城”。[34]正德四年（1509），又允准非朝贡国家进入广东贸易；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35]对外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有鉴于“台湾已统一”和“三藩之乱已平息”，即令“开海贸易”，[36]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管理；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宣布关闭闽、浙、江三海关对外贸易，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37]故而从永乐五年至道光二十年（1407—1840）的433年中，广东成为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唯一合法开放对外贸易的省份；省会广州成为唯一合法对外贸易的港口和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澳门则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从而开通了自广州起航经澳门中转到世界各国的8条对外贸易航线，即永乐五年（1407）开通了广州—澳门—东南亚国家航线；嘉靖三十二年（1553）开通了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航线；同年开通了广州—澳门—长崎航线；万历三年（1575）开通了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秘鲁—巴西航线；乾隆四十九年（1784）开通了广州—澳门—纽约航线；乾隆五十三年（1788）开通了广州—澳门—温哥华岛航线；嘉庆八年（1803）开通了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嘉庆二十四年（1819）开通了广州—澳门—澳大利亚航线。从而形成了从广州起航的一个贸易全球化格局，使明至清前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阶段。
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是贸易之路，当时从广州出发经澳门中转到世界五大洲各国贸易所载的出口商品，除传统的丝绸、瓷器、茶叶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铁器，如铁锅、铁针、铁线、铁钉等，特别是铁锅更受外国人欢迎。正如屈大均所记述：“[广东]以香、糖、果箱、铁器”，“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倐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38]
至清初，佛山的铁锅更是如同久积的洪水滚滚销往外国。雍正九年（1731），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称：“[夷船]所买铁锅，少者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一千连者。其不买铁锅之船，才不过一、二。查得铁锅一连，大者二个，小者四、五、六个不等。每连重二十斤。若带至千连，则重二万斤”。[39]
同时，到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甚至官员，也把购买铁器当作他们贸易的重要商品和重要项目，如《明宣宗实录》所记：“爪哇国使臣亚烈麻抹等将还国，诉于行在礼部云：来时舟为海风所坏，乞今广东都司，布政司造船与归。又欲以所赍之物于广东易铁锅”。[40]
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俺答也要求购买广东铁锅。史称：“求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41]
大量铁器从广州出口对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必然成为大大推动广东以至全国冶铁业生产发展的机制。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业，是资本所由发生的历史前提。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是在十六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42]
这就是说，商业（包括国内和国际商业）是拉动生产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43]
三、冶铁业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功能
在古代、近代，冶铁业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因为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44]所以，明至清前期广东冶铁业生产的高度发展，导致铁器农具和手工业工具的普遍使用，从而推动广东农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全省经济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除前述全省农田开垦不断增加外，具有岭南特色的商业性农业和其他手工业也普遍发展起来，加上如前述明清朝廷对广东实行独口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西方国家纷至沓来广州贸易，购买广东的铁器等商品，“向广州输入的主要是白银，货物不过是辅助性质而已”。[45]所以，当时白银流经广东大量流入中国，据已故吾师梁方仲教授统计，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72年间，各国来广州贸易购买中国商品而输入广东的白银超过一亿元以上。[46]至清代，各国因来广东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倍增。据已故全汉昇教授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十年（1700—1830）的130年间，外国来广东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4亿元左右。[47]广州成了中国“天子南库”的最富城市，“银钱堆满十三行”，被誉为“金属货币时代的金融中心”，也成为当时世界十大城市（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伦敦、巴黎、罗马、柏林）中人口最多的特大城市。据统计，洪武十三年（1380）已有人口7.5万人，嘉靖四十一年 （1562）增至30万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达到100万人。[48]而且世界首富就在广州，他就广州十三行怡和行商伍秉鑑，其资产总额达到2600万两银子，相当今天的50亿美元。他在美国投资修筑太平洋铁路，每年收入利息达20万两银子；还投资金融和保险业赚取利润。而当时美国最富的富翁资产只有7000万美元。[49]与此同时，广东的城镇也迅速兴起和发展起来。据统计，明嘉靖年间（1522—1566），全省的圩市有439个。[50]清雍正年间（1723—1735）增至1141个。[51]其中铸铁中心的佛山镇人口已达到34万人。[52]
而在广东经济发展跻身全国先进地区时，亦有助中国步入“康乾盛世”时代，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发达国家。据英国计量经济学家麦迪森（Maddison)统计，清朝前期（至184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53]居世界各国第一位。正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说：
“从1661至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54]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被马克思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出版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时，也承认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富的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
“中国是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得多的国家”。
“在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富裕的中国，贵金属的价值比在欧洲任何地方都高得多”。[55]
本文作者：黄启臣（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本文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注释
[1][4]戴璟：明嘉靖修《广东通志初稿》卷30，《铁冶》。
[2][7][8]朱光熙：明崇祯修《南海县志》卷12,《艺文志·奏议》。
[3]《皇朝经世文编补》卷52，《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5][6]李振常：《两广盐法志》卷35，《铁志》。
[9]《清高宗实录》卷227。
[10]唐顺之：《武编·前编》卷6，《铁》。
[11]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金石部·铁》。
[12]张心泰：《粤游小识》卷4。
[13]徐俊鸣：《广东古代几种手工业的分布和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二期。
[14]《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15]Needham Joseph（李约瑟），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eteel Technology in China,1956.
[16][2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铁》。
[17][22]李侍问：《李氏族谱》。
[18]毛维奇：清乾隆修《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事志》。
[19]梁礼昭：《诸祖传录》。
[20]毛维奇：清乾隆修《佛山忠义乡志》卷10，《艺文志》：陈贽：《祖庙灵应祠碑记》。
[21]《丘文庄公集》卷之七，《东溪记》。
[23]卢子骏：《潮连乡志》卷6。
[24]毛维奇：清乾隆修《佛山忠义乡志》卷8，《乡事志》。
[26]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志》。
[27][52]汪宗淮：民国修《佛山忠义乡志》卷1，《乡城志》。
[28]《佛山镇众行捐款筹办某公事残碑》。
[29]毛维奇：清乾隆修《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事志》。
[30]《明太祖实录》卷176。
[31]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07，《农具》。
[32]宋应星：《天工开物》卷10，《锤锻》。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75。
[34]郭裴：明万历修《广东通志》卷6，《藩省志六·事纪五》。
[35]《明史》卷75，《职官四》。
[36]《清朝文献通考》卷33，《市籴》。
[37]《军机处上谕档》，见《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第1070页，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
[3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
[39]转引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2页。中华书局，1962。
[40]《明宣宗实录》卷54。
[41]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65，《奏议》。
[42]《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73。
[43]D·H·罗伯特逊：《国际贸易的未来》，1973。
[4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63。
[45]转引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第260页。
[46]黄启臣编：《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179页，中华书局，1989。
[47]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第504页，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48]Ander Ljungstechlt,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in Chine and the Romachuch and Miss on in China,P284.
[49]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3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牧羊儿：《追寻十三行》，载《羊城晚报》 2009年12月20日。
[50]据黄佐明嘉靖修《广东通志》卷20的数字统计。
[51]据鲁曾煜清雍正修《广东通志》卷14的《坊都》的数字统计。
[53]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t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CD,Development,Paris,1998；戴逸：《论康雍乾盛世》，2003年2月3日，国家图书馆举办“省部级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54]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0年7月17日第一版。
[55]亚当·斯密著、唐日松等译：《国富论》第55、145、179页，华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