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实学馆是为广东海防教育的发端，张之洞主政广东时将其改名为广东博学馆，它与广雅书院同为张之洞日后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出发点。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下，实学的内容是来自西方的声光化电，几乎是西学的代名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词章之学。而“博学”一词顾名思义就是广学，兼容西学中学。围绕着广东博学馆这一教育实体，西学、实学、博学的名称变化反映了近代国人的思想认识变化，而这种变化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一、接受西学（中与西）
早在近代之初，魏源就敏锐地感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红夷东驶之舶，遇岸爭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1]他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还建议政府聘西洋工匠技师和军事教练人员，以使中国水师“战洋夷于海中”。
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廉价商品的传入以及传教士的再度合法化，始自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后因清政府禁教而中断的西学东渐再次开启，其内容渐渐突破原有宗教神学、天文历算的范围。《校邠庐抗议》的作者早期维新派冯桂芬认为，“以今论之，……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2]具体而言，西人之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阻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冯桂芬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中国的自强之道在于采西学，制洋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出于夷而转胜于夷”，“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3]根据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以培养博通西学之才。
19世纪60年代，主持江南制造局技术工作的徐寿向曾国藩提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所以工艺精良，威力巨大，是因为“悉本于专门之学”，故应“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底”。曾国藩深表赞同，于是1867年开始在江南制造局设立专门的翻译馆，翻译西书。翻译馆在译书之初即注重兵学、兵制类以及工艺格致类书籍的译介，后在“西译中述”的模式下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海防著作，涉及海战理论、海军章程、海防理论、船炮装备等。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机器局等也了翻译了一些西方军事著作，但规模远不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广东实学馆是清末培养军事科技人员的学校。光绪六年（1880）两广总督张树声用前任刘坤一的“为储养洋务人才”而捐出的15万两银，创办于广州黄埔，初称西学馆。广东为南洋首冲，尤以省城为根本。馆址设在广州东南十里黄埔长洲，势所必然。按照捐款人刘坤一原来的想法，取名是西学馆。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八日（1876. 12. 13）他在致黎召民函中说：“西学馆之设，诚为当今急务。弟实有志于此，昨以银八万元购买黄埔船澳，为将来扩充机器局及开设西学馆地步。”[4]接受刘坤一捐款，主持学堂筹建的两广总督张树声对此在原则上并无异议。光绪六年（1880）他在《筹设西学馆事宜折》中称：臣等前于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光绪六年四月初七日上谕：“凡事以人材为本，管驾铁甲等船，均须结实可靠，兼通西学者任之。刘坤一前曾捐银十五万两，拟在粤省开设学堂，专习西法。……设立西学馆，讲究机轮驾驶，及一切西学，与洋务交涉事宜，庶几教育成材，足供任使”等因，钦此。伏惟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欧洲界在海西，地气晚辟，其人秉性坚毅，不空谈道德性命之学，格物致知，尺寸皆本心得。由格物而制器，由制器而练兵，无事不学，无人不学，角胜争长，率臻绝诣。故英法各国皆不过当中国一省之地，挟其兵轮枪炮，跨海东来，无不雄视中土。朝廷深惟制御之道，开厂造船，设局简器，讲求效法，积有岁年。而步其后尘，不能齐驱克捷；得其形似，不能开径自行；则以西学入门，层累曲折，皆有至理，不从学堂出者，大抵皮毛袭之，枝节为之，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近年自闽厂设立学堂，成效渐著。现在李鸿章亦在天津创设学堂，习驾驶、水雷、电报诸学。臣等与南北洋大臣及船政大臣往返函商，粵东取材宏富，其人士多与西人相习，其制器亦多与西人相似。至于工匠灵敏，制作坚固，即西人亦深许之。造就人材，诚有事半功倍者。刘坤一深惟大计，倡议捐银，事有凭藉，亟宜钦遵诏旨，速筹兴办，宏树人百年之利。[5]
该折有四点值得注意。首先明确了“西学”的名称。张树声引用了“拟在粤省开设学堂，专习西法。……设立西学馆”的上谕，说明了“西学”在法理上的正当性；继而强调“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欧洲……不空谈道德性命之学”，论证了西学在学理上的正确性；接着指出“西学入门，层累曲折，皆有至理，不从学堂出者”，反之只能袭其皮毛，论证了学习“西学”在情理上的必要性。最后《筹设西学馆事宜折》在陈述西学的实用性的同时，还指出了作为西学对立面的中学的弊端在于“空谈道德性命”。该折全文证据充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二、西学等于实学，中学接近空谈（实与虚）
当然张树声不是西学等于实学，而中学接近空谈这一观点的最初提出者。在他之前，曾国藩就提倡“综核名实”、“笃实践履”，注重社会现实问题。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6]这是他之所以采纳徐寿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专门的翻译馆，翻译西书的原因。
曾经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翻译的徐建寅，后来著有《兵学新书》，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吸收西方军事学说并向近代军事理论转型的轨迹。余建寅认为，中国“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加上古今作战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要想战胜强敌、济世救民，就必须取法西洋各国，与西方近代军事接轨。在这方面福州船政学堂是走在前面，落在实处了。
广东实学馆学堂自1881年1月动工兴建， 1882年1月竣工。张树声在《建造实学馆工竣延派总办酌定章程片》中报告说：“兹查西学馆一座，自光绪六年十二月兴工起，至光绪七年十二月工竣，计前后楼房四进，左右住房二十二间，更楼、厨房、茶房、浴房、厕所俱备，共用过工料银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两。饬据委员试用知府夏献铭前往验收，委系工坚料实，并无偷减情弊，出具切结，呈缴备查。臣等复赴馆阅验，见其规模程式，兼用中西，高下广狭之别，闱闼窗棂之制，皆有制度，各得其宜。”
张树声将该学堂其定名为广东“实学馆”，并仔细斟酌核定了学馆章程，派令丁忧在籍的翰林院编修廖廷相为学馆总办，从福州船政学堂及各处选调了精通外语和算学者充当教习，同时还与驻英公使曾纪泽联系，请其代为物色聘请“精通驾驶、饶有才略之人”前来担任洋教习。
张树声对西学与实学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建造实学馆工竣延派总办酌定章程片》中认为：“泰西之学，覃精锐思，独辟户牖，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骛于虚文。格物致知，中国求诸理，西人求诸事；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求诸理者，形而上而坐论易涉空言，委诸匠者，得其粗而士夫罕明制作。故今日之西学，当使人人晓然于斯世需用之事，皆儒者当勉之学，不以学生步鄙夷不屑之意，不使庸流居通晓洋务之名，则人材之兴，庶有日也。臣等拟将现造学馆，取名实学馆。”[7]简而言之，张树声认为西学就是讲求实际的实学，而强调“求诸理”的中学坐而论道“易涉空言”“相骛于虚文”。在汉语中，与“实”相对应的就是“空”或“虚”了。这里，张树声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明确，也是十分正确的。
即便最初拟定名为西学馆的刘坤一在思想上与张树声亦多有相通之处。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一日（1881.2.19）他在复黎召民函中指出：“如语言、文字，已有都中之同文馆及各省之同文馆并上海之广方言馆，固不必另开局面矣，尊意所谓开西学馆，自不在外洋语言文字之末，以力求实济为是。窃查外洋所学，以律例为重，次则天文，兵法以及制造、驾驶并矿学、化学、汽学、重学之类。……振帅（指张树声——引者注）奏开西学馆，而指明先学制造。”[8]简言之，刘坤一认为西学“力求实济”，张树声奏开西学馆指明先学制造就是讲求实际。
不过后来广东实学馆的实际教学科目是制造与驾驶两科。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1881.6.9）江海关道向南洋大臣刘坤一的禀报：“今粵东开西学馆，专习英文，分驾驶一途，制造一途，其制造之精者，除造船外，并可习开矿、制造、枪炮、水雷等学，其次则拨为管轮。此外习其语言文字，各随其才识，专习文义，以备出使参赞翻译之选。”[9]
1882年广东实学馆正式开馆，以廖廷相为总办。首届招生50名，学习轮机驾驶，分制造与驾驶两科，5年为期。学习内容除中文、英文、算术（包括代数、几何、三角、测量）外，制造科学习重学、微积分、化学、格致、汽机、造船、造炮等，驾驶科学习航海诸法、天文、船艺等。
天不假年，张树声生前没有看到广东实学馆首批学生毕业。1884年10月他在病危中上的遗折中说，“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10]这里再次可见他将学堂定名为“实学堂”的理由：西学务实，也说明他坚持实学，至死不渝。此折影响甚大，郑观应后来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转引了这段话。
中国近代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传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昔所未睹也。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11]这的确是一历史趋势，我们从广东实学馆这一个案也可以看得出来。
三、从实学到博学（博即广，中西兼容）
1884年5月，上谕命山西巡抚张之洞署两广总督（8月马尾海战发生，实授两广总督）。7月8日乘轮抵广州，12日接任，与彭玉麟等筹划省防、廉防、潮防、琼防。张之洞从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手里接过关防旗牌伊始，发现广东的防务状况非常糟糕：“八面受敌，诸国牵制；台少巨炮，水无坚轮；水雷利用，苦其不多；塞河工巨，难于坚厚；各台之炮，甫演准的；新募之营，未经训练；度支绌而饷需益急，海面扰而厘税日亏；军火搜诸香港而已穷，购之外洋而难到；团练能助势而不能博击，陆兵能拒守而不能远攻”。[12]但这并没能使张之洞感到沮丧，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整顿粤省防务、搞好广东实学馆的决心。
张之洞在任期间将学堂改名博学馆。1887年（光绪十三年）8月3日正式扩建为广东水陆师学堂。该校“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在此前后，1886年4月张之洞在广州设立广雅书局。1888建成当时两广最高学府广雅书院，“规模宏整，教广东西两省人士，以兴实学”。[13]
“博学”一词出自《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学本身并没有排斥、否定实学，正因为如此至今还是不少高校的教训之一（中山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校训中均有“博学”一词）。就事论事，“博学”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张之洞用“博学”一词取代“西学”背后有着自己的考虑，这就是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系统阐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张之前，冯桂芬已经比较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他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14]郑观应也说过：“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5]这说明在近代思想的演进过程中，早期维新派及洋务官员的不彻底性。就这点而论，无论是张之洞，还是在他之前的冯桂芬郑观应均不如张树声。
本文作者：邵雍（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注释
《叙东南洋》，《海国图志》五十卷，道光甲辰本附图。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0页。[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8页、第31页。
[4]《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12—1813页。
[5]《张靖达公奏议》卷五，第11页。
[6]《曾文正公日记》，庚申九月二十四日。
[7]《张靖达公奏议》卷五，第23-24页。
[8]《刘坤一遗集》第五册，第2500页。
[9]《广方言馆全案》第54-59页，转引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页。
[10]《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11]《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3页。
[12]张之洞：《敬陈海防情形折》，《张文襄公全集》卷九，奏议九。
[13]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
[1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8页。 [15]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