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部署。广州、深圳同为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具有核心引擎的功能，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双城联动”，形成合力，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探路。
广州和深圳可以比照美国波士顿和硅谷联动发展
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既有“硅谷模式”，也有“波士顿模式”。如果说深圳像美国的硅谷，那么广州就像波士顿，不同的城市走不同的高科技发展道路。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128公路，修建于1951年。在128公路周边，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坎布里奇实验室等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的机构。依托高校科研资源，上世纪50年代后，128公路周边形成了一个高科技产业集群，被称为“128公路模式”，也称为“波士顿模式”。美国128公路曾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过比肩硅谷的繁荣，也走过80年代的衰落，最近十几年，它凭借精准医疗、生命健康、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领域再度崛起，成为闻名全球的创新中心。
广州好比波士顿。广州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具有大学及科研机构集聚的优势，科研基础能力强；具有国内外大公司、大机构总部集聚的优势，国际企业总部带动能力强；具有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机构集聚的优势，新经济应用的领域较宽；具有人才集聚的优势，创新要素集聚的平台较大；具有产业载体空间的优势，项目落地能力较强。
深圳好比硅谷。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这点最像硅谷。从创新的技术路径来看，深圳走的是模仿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和引领创新相结合的模式。从创新的形态来看，深圳走的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的模式。从创新的制度来看，深圳走的是市场化主导的模式，既发挥了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发挥了政府的作用。从创新的产业组织来看，深圳走的是大公司与小公司齐上阵的开放模式。
广深“双城联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产业链、创新链互联，人才和资源互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深不仅要共建科技创新中心，还要联动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实现广深双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成果转化和科技市场对接。
广深“双城”要在四个方面实现“联动”
首先，广深要实现“平台联动”，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示“要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为抓手，加强与港澳创新资源协同配合”。为此，建议深圳的光明科学城加强与广州的科学城、知识城对接，扩区后的前海加强与南沙自贸片区对接，实现平台率先联动发展。广深通过平台联动，成为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的突破区，联合对一些“卡脖子”技术进行攻关，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有所作为。
其次，广深要实现“要素联动”，共建全球创新要素资源的集聚区和高端人才的汇聚地。根据智联招聘的有关最新研究数据，广深目前是人才流向（流入和流出）互为第一的城市。由此可见，广深之间已经成为人才双向互动的来源地和去向地，已经实现“要素流动”。未来，广深要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创造通勤便利的综合交通“硬联通”，同时加强人才政策和制度创新的“软联通”，促进要素更便捷高效流动。
再次，广深要实现“产业联动”，共建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共同建设成为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源地”，打造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地。广深在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机器人、智能装备、电动汽车、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可形成互为产业链和创新链的产业体系，形成广深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广深在金融服务、物流和供应链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文化创意设计等领域也可形成联动效应，共同把服务半径做大，增加服务业的影响力和创新力。
最后，广深要实现“开放联动”，共同打造有利于开放创新的体制机制，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广深的区域创新体系首先要对港澳开放。联合国创新指数从2020年把香港—深圳—广州放在一起，成为排名全球第二位的科技创新集群，仅次于东京—横滨。广深应联动与港澳高校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或实验室，与港澳高校合作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计划，向港澳高校科研人员开放科技计划项目。广深要通过与港澳科技资源的开放对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研创新体制。（记者/郭万达）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